人民網北京11月1日電 （邱越）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在上杭縣古田召開了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這便是著名的古田會議。會議通過的《古田會議決議》成為建黨建軍綱領性文獻，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問題。會議提出的“黨指揮槍”強調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此我軍堅持鑄牢軍魂，始終不渝地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不斷強化聽黨話、跟黨走的政治自覺，任何時候都毫不動搖地落實黨指揮槍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在接受人民網記者采訪中表示，堅持黨的領導，這是我軍不變的戰斗力來源，也是實現我軍強軍目標的必由之路。

　　黨領導的軍隊必然贏得人民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后，中國共產黨開始了獨立領導革命武裝斗爭和創建人民革命軍隊的新時期。1928年4月，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與朱德、陳毅率領的湘南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5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尚處在幼年時期的紅軍領導機關對黨內不正確思想缺乏一致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教育。到1929年，隨著土地革命的深入和政治形勢的變化，紅四軍及其黨組織內非無產階級思想不斷滋生和發展，極端民主化、重軍事輕政治、不重視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流寇思想、軍閥主義等舊軍隊的思想在紅四軍內滋生蔓延。在農村游擊戰爭的條件下，如果不克服這些思想，就有可能使紅軍淪為舊軍隊。那么，如何把以農民為主體的紅軍部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當時，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毛澤東等紅軍領導人非常焦急的問題。為此，紅四軍先后召開了多次黨代表大會。1929年12月28日，紅四軍在古田曙光小學召開了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

　　公方彬表示，我黨在初創時期，對軍隊的建設仍然還在摸索中，“軍隊該往哪里走”的問題還在探討中，當時存在的各種思想斗爭很激烈，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要明確軍隊的領導問題，明確軍隊的性質，否則紅軍就會走上舊軍隊舊軍閥的老路。在此時召開古田會議，是軍隊初創時期的必然情況。“一支軍隊以什么為指導、精神力量來自哪里，直接決定這支軍隊會有怎樣的戰斗力，將成為怎樣的軍隊，并走向何方。”

　　“如果軍隊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沒能得到遏制，我軍的歷史將要改寫，中國的歷史也將改寫。”公方彬說，當年的共產黨作為革命黨，卻能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支持，正是因為我黨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某一個集團、甚至是某幾個人的利益，“古田會議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軍隊是為人民而戰，這樣的黨和軍隊必然贏得人民。”

　　堅持黨的領導是我軍不變的戰斗力來源

　　任何一支軍隊都有精神力量來源。公方彬認為，我軍精神力量的來源就是黨的政治信仰，我黨將其信仰以及為人民服務的政治理念灌輸到軍隊中，用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來武裝軍隊，產生戰無不勝的力量，將軍隊塑造成為人民而戰的軍隊。

　　雖然冷戰已經結束，但我國仍然面對著諸多挑戰，意識形態的斗爭依然存在。同時，隨著我國社會結構、社會生態的改變，價值觀的多元化，出現了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雖然在不同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情況和問題，但本質和規律是一致的，我軍就是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人民軍隊的性質、提高軍隊履行使命任務的能力，這是所有工作的核心。”公方彬如是說。

　　“在新時期，我們要繼承和發揚古田會議的精神，要把軍隊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以及那些容易蛻變的東西剝離、消除。我軍的精神歸宿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這是我軍不變的戰斗力來源，也是實現我軍強軍目標的必由之路。”公方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