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銷街道辦事處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民政部基層政權司副司長王金華表示，中國城市的管理層次較多，街道辦居委會行政化嚴重，未實現了解基層民意、化解基層矛盾等功能。安徽銅陵已全面撤銷街道辦，如評估效果良好，將在全國推廣。（9月5日《京華時報》）

　　一個常識曾經被反復重申：行政級別越多，行政效率就會越低，人浮于事還會造成財政壓力。當下，我國各城市的街道辦到底充當了一個什么樣的行政角色呢？中國城市的管理層次比較多，一個市就有市、區(qū)、街道、社區(qū)四級，街道起的只是個“二傳手”作用。街道辦沒有區(qū)縣職能部門的職能，也沒有服務百姓的功能，它的存在只證明了權力的管理作用。

　　對于社區(qū)或居委會而言，街道辦事處的存在，相當于在自己與區(qū)政府、市政府之間多加了一個中間層。街道辦既不可能下到基層按照上級指示落實種種任務，也不可能為市民辦成實事，相反還會因為“上傳下達”功能容易讓居委會或社區(qū)變成了街道辦下的一個“小衙門”。

　　站在社會發(fā)展趨勢的角度說，社會自治是大勢所趨。這需要行政管理逐漸放權，也需要基層政權更加民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近日在《人民論壇》撰文提出，“社會自治是人民群眾對基層公共事務的自我管理，是一種非政府行為，是基層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社會管理與社會自治是社會治理的兩種基本形式，是一體之兩翼。對于國家的長治久安和良好的社會治理而言，兩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一言以蔽之，實現社會自治，既能擴大民主，也能減少行政成本，實現自治就是社會的發(fā)展進步。

　　本質的問題在于，放權不等于撤銷機構，撤銷了機構也不等于放權。如果在撤銷了街道辦事處之后，居委會與社區(qū)每天還都要面臨大量的“紅頭文件”要處理，居委會與社區(qū)相信也不會在短時間內成為社會自治的重要載體。相反，還可能會成為縮小版的街道辦事處，之前街道辦事處的行政權力被分割到每一個居委會或社區(qū)上面，他們變成了新的權力機構。

　　所以撤銷街道辦事處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放權并幫助整個社會實現自治才是最終的目的。如其不然，強權管理仍然會存在，市民自治也將只是個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