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宏觀經濟研究》主編。1989年畢業于南開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后長期在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工作。1993年-1994年歐盟中歐研究中心和比利時老魯汶大學應用經濟系訪問學者。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20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發表題為：“經濟走勢和應對策略”的主題演講。王一鳴表示，本輪經濟放緩的原因相對比較復雜，既有周期性的變化，也有結構性的因素；既有外部需求的收縮也有內需增長的放緩；既有短期因素的影響也有中長期因素的影響。重視穩增長的問題，就要明確宏觀調控面臨多重的目標，一個是短期如何穩定物價；一個是中期如何保證經濟增速穩定在合理的區間；還有一個是長期如何確保結構調整取得實質性進展。具體來說，短期需要適當擴大公共投資，中期則是要培育新的增長動力和機制。
本輪經濟放緩原因復雜
王一鳴說，要分析目前經濟放緩的原因，就要從長一點的時間段來觀察。從本世紀以來季度增長率的變化看，最高點在2007年的二季度，三季度開始增長率放緩，但是當時經濟還偏熱，中央采取了雙緊的政策，經濟增速的放緩人們并不太去關注。到2008年的四季度，金融危機開始沖擊中國經濟，經濟增速發生了比較大的下滑，當時一個共同的認識是可能出現類似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所以采取了刺激政策。
刺激政策實施以后，2009年一季度依然在放緩，最低點的季度增長率是6.6%。二季度經濟開始強勁反彈。但是到了2010年一季度，在刺激動能逐步釋放以后，季度增長又開始慢慢的減弱，一直持續到現在。比較來看，2007年三季度到2009年一季度，上一輪經濟放緩經歷了七個季度，幅度為8.2個百分點。2010年一季度開始到現在，如果把2010年四季度的輕微反彈忽略掉，這一輪經濟放緩經歷了十個季度，共放緩了4.3個百分點。這說明總體上第二輪放緩的幅度要小很多，更接近于軟著陸。如果說上一輪都沒有出現硬著陸，這一輪經濟放緩的時間更長，放緩的幅度更小，就更不容易出現硬著陸。
這輪經濟放緩的原因也需要討論，因為它相對比較復雜，既有周期性的變化，也有結構性的因素；既有外部需求的收縮也有內需增長的放緩；既有短期因素的影響也有中長期因素的影響。
逐條分析，先看內外需求的問題。我國出口通常每年年增長率都在20%以上，今年的出口在大幅度回落，今年1-8月份只同比增長了7 .1%，7月份當月只增長了1%，8月份當月出口增長2.7%。全球經濟的放緩是出口增速回落的重要背景。中國對第一大出口市場歐盟的出口呈現大幅度的回落，7月份負增長16.6%，1-7月份累計負增長3.6%。
內需一般包括投資和消費兩塊。其中投資的增速也是逐月在放緩，1-8月份同比增長20.4%，比1-7月份又下降了0.2個百分點。投資里面主要是三大版塊，一個是基礎設施投資，一個是房地產投資，還有一個是制造業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因為2008年刺激計劃的實施擴大了基數，所以現在沒有新的投資計劃的話，同比速度很容易大幅度回落。今年一季度基礎設施投資負增長2.1%，到5月份以后，國家投放了一批基礎設施項目，現在開始回穩，但是速率還是很低，上半年只有4.4%。第二是房地產投資。房地產行業從去年1月份開始調控，由于人們買房子都是買漲不買跌的，于是需求下來了，投資就很難穩定。所以房地產投資也是持續的回落，只是還比預期的要好，是漸進的回落，上半年是16 .6%的增長率。第三個就是制造業投資，受到產能過剩的巨大壓力，一個理智的企業家很難再去投資。從這三個板塊來看，都沒有強勁增長的動力，所以投資增速在放緩。
再看消費，同樣是逐月下降的過程。7月份是13.1%，8月份是13.2%，往常一般是17%-18%。消費增速的回落跟調控政策是直接關聯的。比如對房地產的調控，就使得與房地產關聯的這些消費品，比如家具、家裝、音響、器材等的銷售額都下降了。這塊下降的幅度比較大，也成為近期家電供應商價格競爭的背景。另外，由于去年有人預期會高通脹，為了保值買了許多金銀珠寶和奢侈品。今年由于物價回穩，加上國際上黃金價格回跌，這方面的銷售也在下降，對消費也有相應的影響。
再看周期性的調整和結構性的因素。本輪經濟放緩有周期性因素的影響，因為經濟都是有周期波動的。而且這一輪經濟的波動，因為金融危機，下行的周期被拉長了。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金融危機后經濟增長要恢復到平均的趨勢線大概要7年。今年才是金融危機后的第五個年頭。
按照王一鳴的理解，結構性因素主要講的是中國的結構性矛盾，最大的是內外需結構和投資消費結構的不平衡。我國之前的經濟增長模式基本的特征就是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如果國際市場變化，出口往往首當其沖。出口下降反過來會影響投資，結果造成產能的嚴重過剩，從而拖累了經濟增長。
最后看短期波動和中長期因素的相互作用。短期的因素就是一些政策性的因素，比如去年抑制通脹實行政策的緊縮。去年把防通脹放在首位，所以采取了很多抑制通脹的手段，貨幣明顯的收緊。另外，去年對房地產的調控，規范地方的融資平臺，對現在的經濟放緩可能也起到了相應的作用。
中長期因素就是所謂的潛在增長率下降。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很難實證性的去計算到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多大。不過經濟學界一致共識，我國現在處在階段性的轉化之中，將從所謂的高速增長轉到中速增長。按照經濟增長模型，中國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資本的投入，勞動的投入和全要素生產力的提高。資本投入取決于儲蓄水平，儲蓄率的變化又跟人口撫養比成關聯關系。現在我國老年人比重迅速提高，被撫養人口占比由下降開始上升，通常來說老年人儲蓄會減少，所以社會的儲蓄率就要下降。
勞動力的供需形勢實際上也在變化。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正在接近峰值，再往后就要緩慢的下降。資本投入減少，勞動投入減少，經濟要保持原先的增長速度就只能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是本世紀我國全要素生產率與上世紀90年代相比是下降的。因為上世紀90年代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主要取決于生產要素的跨部門轉移，比如勞動力從第一產業進入到服務業或者進入到制造業，它的勞動生產力會提高5、6倍甚至7倍。但是現在這種轉移的進程在明顯放緩。還能靠什么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只有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從企業層面來看，現在我國的技術進步還很慢。過去很多年我國搞加工貿易，這種代工路徑一旦形成很難調整，所以在技術進步方面我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再一個就是資源環境的約束也不允許我國繼續高速增長。
穩增長要擴大公共投資
鑒于本輪經濟增速放緩的原因，如何調控是我們下一步的重點。王一鳴說，現在有兩種觀點，有的說要強化逆周期的調控，有的說要順應經濟規律讓它自然調整。為什么不能放任自然調控，因為經濟持續的下滑會帶來一連串的變化，比如說產能過剩的巨大壓力。產能過剩不光只在傳統產業，也在新興產業。我國風能設備利用率只有50%，太陽能90%出口歐美，但是現在美國反傾銷，歐洲也反傾銷。而且企業一旦遇到產能過剩就要減員，就業壓力就會迅速增大。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就業壓力不大，相當一部分原因是勞動力增長開始明顯放緩。但是如果經濟持續下滑，就業壓力還會出現。
另外，企業收入減少了馬上就會影響到政府的收入，8月份我國中央財政收入已經開始負增長。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4.2%，往常是超過20%。而政府收入開始下降，就又會帶來諸如地方融資平臺的風險、三角債的風險等等。中國經濟基本增長模式還是速度———效益型的，只要增長速度跌破7%，效益就會大幅度下降。政府企業收入也會下降，個人收益也會受到影響。
如果不能自由放任，就還是要重視穩增長的問題。短期的應對，不得不去考慮的是外部環境。從外部環境來看，現在還是有不確定性，就是說不清楚。比如歐元區會怎么樣，希臘會退出歐元區嗎，歐元會解體嗎，誰都說不清楚。從幾大經濟體的情況來看，美國經濟回暖的動力不足，說到底是缺乏新的技術革命。歐元區還是處于危險階段，一季度零增長，二季度負增長-0.2%。現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重債國的衰退幅度在加劇，德國經濟也開始出現了放緩，法國則是三個季度零增長。日本經濟肯定好不了，日元升值導致日本的電器銷售受到巨大的沖擊，索尼電視在歐洲比其它品牌貴三分之一。再加上人口老齡化，國內關停核電站，電力供應又不足，爭釣魚島更是導致8月份對華出口下降了9%，日本國內矛盾巨大。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也在放緩。
另外，還要明確宏觀調控面臨多重的目標，一個是短期如何穩定物價(8月份物價已經開始回升)；一個是中期如何保證經濟增速穩定在合理的區間，所謂合理區間，就是與潛在增長水平大體一致；還有一個是長期如何確保結構調整取得實質性進展。
在外部環境和多重目標的約束下，當前宏觀調控政策基調就定為穩中求進，就是先要穩住，然后培養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具體來說，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說結構性減稅，在財政減收上加大了力度，營業稅改增值稅，已經擴大到十個省市，據財政專家估算在一千億到兩千億元。在貨幣政策上，有兩次不對稱的降息。現在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因為庫存規模很大，銀行信貸又非常謹慎，它們的融資需求下降。第三，增加技改投入，相關貸款中央財政拿一部分錢來貼息。第四，民間投資出臺了42個實施細則，盡管這些細則還不完全到位，還需要采取切實措施。第五，在消費領域進行節能家電的政府補貼。最后，啟動了一批基礎設施投資，包括污水處理、水利、高速路等。這是今年以來已經在做的。
這些措施實施后，在三季度開始慢慢見效。據王一鳴估計，經濟會在三季度筑底，四季度回穩，甚至有輕度的回升。至于明年，短期的穩增長政策還需要適當擴大公共投資。比如還需要繼續投資高速鐵路等鐵公機項目。比如首都機場，飛機進出港率是全世界第一，每年的流量超過7000萬。這樣的超大城市，只有一個機場，所以北京要在大興和河北的交界處建第二個機場，流量一個億。以后還要在第二機場和第一機場之間建一個高速通道。還有醫院，養老院，停車場等，也需要建設。
除了擴大公共投資，財政上還要在其它方面增加支持力度。因為財政減收，再減稅比較困難，但是可以對技改研發之類的事進行所得稅抵扣。第三，適度放松貨幣，適當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降息都還有空間。第四，激活民間投資，民間投資真正激活就要在石油、電力、電信、航空、鐵路等領域拿出有經濟效益的項目給民間資本投資，從而起到示范效益。城市公共事業，比如養老院，也可以向民間資本開放，還可以給民營企業一些補貼，并讓它們特許經營。第五，出臺一些政策促進消費。最根本的解決辦法還是進行收入分配改革。第六，房地產市場現在靠行政手段價格回穩了，今后要考慮怎么用經濟手段替代行政手段。比如大幅度提高交易稅率，限制投資、投機交易。如果房地產交易稅提高了，導致大量有房人士持有住房，就還需要漸進地推進房產稅，前提是要逐步建立起財產登記制度。第七，要穩定拓展外需。中國過去的發展跟海外市場分不開。現在歐洲老了，就要找新伙伴，就是新興市場。今后我國向新興市場出口的份額會越來越高。
培育新增長動力和機制
中期的調整目標，則是要培育新的增長動力和機制。王一鳴說，中期調整從供給面來看，就是要推進結構調整和創新。因為要培育增長動力，核心就是要提高效率，提高生產率，提高價值鏈，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換言之，就是要改變當前這種大量投入和重化工業主導的模式，轉向依靠創新驅動經濟增長。這需要通過制造業的升級和服務業的發展，來改變速度———效益型的企業盈利模式。
供給面調整從中期看要做的，首先是產業的兼并重組。我們經常說，中國生產的工業產品，有三分之二產量都是全球第一，中國的工業產能實在太大了。比如鋼鐵行業，去年的產能達到了9億噸。在建國初期，中國搞過大煉鋼鐵運動，當時提出以鋼為綱，產能不過才是4000萬噸。所以鋼鐵產業亟需重組。造船業更慘，造出來的船就扔在船塢里，拍賣也沒有人要。造船廠手里有訂單，但是下訂單的企業寧可舍棄之前付的押金，也不要船。再比如水泥行業，也和鋼鐵行業一樣，全行業過剩，價格持續下降。對這些行業來說，中期調整需要做的就是通過產業重組，把落后的產能統統淘汰掉，減少產能的同時更新設備。
第二個要做的，是支持企業加強創新平臺建設。當前我國90%的企業沒有研發平臺。中央文件寫著要鼓勵高端要素向企業流動，科技要素向企業流動，可是現在中國的大學生都想著去考公務員。一個官本位的社會是不會有創新的，因為社會評價的標準不是創新。如果創新的問題不解決，中國經濟想再上臺階根本沒有希望。
第三個，拓展服務業的發展空間。中國餐館、理發這類的服務業已經過剩了，現在需要的是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生產性服務業。現在國內服務外包市場發展很快，跨國公司把財務管理外包給中國的公司，這就是生產型、知識型的服務業。現在專業服務這塊缺口很大，因為國外企業的要求根本不是剛工作的大學生可以做得了的，還需要進行額外的1-2年的培訓。
再從需求面來看，中國經濟發展如果還想向之前那樣主要依靠外需，困難非常大。這就需要擴大內需。怎樣有效地擴展內需市場，王一鳴認為，首先也是最管用的，是把農民工市民化。怎么叫市民化，那就要讓這些農民工進入城市的公共服務體系，比如同等的享受教育和醫療服務。農民工最大的訴求是希望下一代的生活能比自己過得好，能和城里人過得一樣好。現在中國城市的教育體系，比如說公立學校，運轉是要靠財政補貼的。如果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屬要進入城市的公共服務體系，那就也要政府出錢。只有這樣，這一人群才可能進入城市的公共服務體系，進入城市的醫療保障體系，進入城市的廉租房體系。這樣農民工就不會再省下錢來回家修房子，而是直接在城市扎根生活了。就上面說的公共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廉租房體系三個體系而言，有人估算了一下，一個人在城市扎根，保守估計全國平均需要30萬元，現在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屬有大約2.3億人，未來城市化率如果提高到70%，還要再進城來三億人，就是超過150萬億元的內需。
其次，從中期來看，還要改變收入分配制度。鄧小平曾經說，實現共同富裕要分兩步走，首先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在世界富豪榜上，中國已經超過了日本，該走第二步了。但是，怎么讓先富起來的人帶動大家共同富裕，操作起來比較困難。因為一說要搞收入分配改革，有錢人就開始把財產向國外轉移，自己也考慮在國外弄個綠卡，換個外商身份再回國，還可以享受兩免三減半的稅收優惠。
所以想直接把富裕人群的財富向其它人群轉移，是比較困難的，實現共同富裕，關鍵還是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專業技術人士，只要不當老板，一定是中等收入群體。所以要大力發展知識性服務業，這樣才能給中等收入群體做大創造出成長的空間。另外，還要讓更多的人有財產性收入，因為工薪收入階層只憑工資很難成為中等收入群體。
再次，培育文明健康的高端消費需求。王一鳴說，隨著中國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定會產生高端消費需求。對這類需求政府應該注意不要去限制它，而是要引導它。比如說旅游，屬于休閑度假類的高端需求；再比如說對健康的需求；還有對綠色低碳消費的需求等。尤其是要關注新興的消費業態。比如現在網購的銷售額基本上是一年翻一番，90后的年輕人已經基本上不去商店購物了，就是去也要先在網上轉一遍了解清楚情況。這就是新生代消費的一大特點，怎么合理的引導是個新課題。
問與答
問：2008年的4萬億元投資導致產能過剩比較嚴重，國家繼續保增長的話，怎么使投資產生更好的效益？
答：2008年提的是保增長，那時候速度下降很快，現在提的是穩增長，這個是有區別的。穩增長不是說要再次把速度拉起來，而是穩住。2008年的4萬億元投資，有一萬億元用于汶川災區的災后重建。這是沒有金融危機也要用的。剩下3萬億元主要是搞基礎設施，就是人們通常說的鐵公機。2008年高鐵占了很大的投資，機場建了一批，公路也有一些，還包括其它的如水利、保障房等，還建了一些醫院，現在中心村都有中心醫院。另外，4萬億元投資里還有200億元是技改貼息。所以4萬億元投資中有很多與民生相關聯的投入，都是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投資，基本沒有直接的生產型投資，所以不能把所謂的產能過剩跟4萬億元掛鉤。產能過剩是怎么來的，是因為經濟繁榮的時候企業過度投資，當然有沒有地方政府去推動這件事，不能完全否認。
問：收入體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和促消費是不是有關聯？
答：收入分配肯定跟消費是有關聯的，當然收入分配改革不是從消費出發，出發點是解決社會公平。老說公平正義，實際上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還是很大的，收入差距的擴大使一部分人說沒有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改革發展成果共享水平不高，有一部分人確實是富起來了，但是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并沒有分享到大量的成果。所以它的出發點是要形成更加合理的消費制度。
收入體制改革肯定跟消費是關聯的，我們經常說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沒有收入怎么去消費，它會帶來消費的效益。收入分配改革一個重要條件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因為收入水平越低的群體往往消費傾向越強。
問：現在鋼鐵、水泥等行業出現產能過剩，面臨兼并重組的問題。以前那么多產能對應著那么多的工人，兼并重組后工人怎么辦？
答：現在產能過剩最嚴重的是重化工這一塊，重化工的特點恰恰是資本密集型，而不是勞動密集型。當然也會有職工的安置問題，但是它對于就業的沖擊會相對小。第二，我們恰恰處在勞動供需發生變化的時候，來解決這個問題相對承受的壓力要小，因為勞動力現在供需緊張。現在很多企業家還在抱怨為什么工資還在漲，實在受不了了。因為勞工供需緊張，你不出這個價工人就跑了。第三個確實涉及人的安置，這個政府還會給予相應的扶持。現在普遍都建了社保體系，你可以進入社保體系。但是轉崗培訓一定要做。
問：您剛才提到加快農民工的市民化，中國有13億人口，跟美國的面積相仿，但是美國是3億人口。我們50%的城市化率，意味著有6、7億的市民，如果進一步增大城市化進程，我們的城市究竟有多大的承載力，有沒有計算過相應的代價？
答：我跟你說一個直觀的數字，美國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大概只有幾個不會超過十個。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都沒有一百萬人，大部分城市是50萬人、60萬人。現在中國超過100萬人口的城市有60個，而且還在增加。
這就涉及你說的中國有沒有那么多空間。我給你一個基本的解釋，大城市的人均占地比小城鎮和農村的人均占地要小很多。如果把人都集中到大城市，城市規劃法里人均的用地是100平米，是有限制的。但是小城鎮，包括農村的宅基地那就大多了，人往大城市集聚的話在空間上是節約用地，絕不是占更多的土地。這意味著撤鄉并鎮會倒出一些地。所以你說的對土地的擔憂我覺得是不存在的。
我們要擔憂的是大城市帶來的大城市病。這個是世界上通常遇到的，比如污染，交通的擁堵，對這些問題中國還沒有準備好。
